在文化的意义上，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人本身的发展。如果没有文化对人的培育和塑造，没有一种文化精神为人提供价值支撑、行为规范和力量整合，社会将失去秩序、稳定和前进的方向。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尤其如此。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适应了时代变革的需要。江泽民同志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一个着眼于当代实践的理论创造。它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标志着党的文化使命感的增强，也标志着党的执政思想的成熟。
文化意识是一种人的主体意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自身的价值和命运、生存和发展的自觉关注。文化这个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可以作出多种不同的界定。实践是人改造环境与自我改变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统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以外在客体为中介构筑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统一。就实践的归宿和终极目的而言，环境的改造只是条件和手段，它服务于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形成、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正因为实践的创造功能内在地包含着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实践才具有了文化的意义，人们才能够把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化活动积累的一切创造概括于“文化”这个概念之中。所以，文化的本质，不仅在于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环境，创造“对象世界”，更归结于通过这一活动提升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和生存境界；不仅在于人的本质力量外显与对象化，更归结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与发展。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的理论标志，意味着党对社会发展整体进程及其“内在目的”的深刻把握，意味着党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坚定信仰，使党的所有现实努力，紧紧维系于造福人民、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维系于谋求人类完善和人类解放的“内在目的”。在实现跨世纪伟业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种理性的、自觉的先进文化意识。
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改变着文化发展即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这既给新型文化的构建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不断化解市场和工业文明的片面性和消极作用。如何使全社会认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关注人文价值取向，不断加强和优化人的教育、人的建设、人的发展，是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的时代课题。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加入WTO的临近，对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对外开放，参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和借鉴优秀文化，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发展中国家在汇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以壮大自己的同时，也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在力量上处于弱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的时候，就有可能步其后尘而偏离社会主义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理想。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丧失文化辨识力和批判力，丧失守卫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文化自觉，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最后，能否在社会生活和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相互激荡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是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严峻考验。掌握文化领导权，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权力，而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魅力和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三个代表”的提出，再一次证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具有强大的思想魅力和创造活力。其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文明为己任的胸怀，而且展示了一种深刻的文化价值理念：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既是适应和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又是在根本上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是共产党人崇高的价值追求与现实历史进程的契合，只能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新的历史实践中的统一。建设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单有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全党对这种新思想、新观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有全体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即人的主体性建设中的“示范效应”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